李霞:《吊兰又开了》
《吊兰又开了》

[抒情散文]
◎作者/李霞(湖北巴东作家协会)
一 绿瀑
窗台上那盆吊兰,又开花了。
八月的巴东,潮得能拧出水。长江上的雾气,顺着窗缝往屋里钻,黏在身上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那盆吊兰,在窗台上搁着,长长的叶子垂下来,一帘绿瀑似的。小白花藏在绿叶缝里,米粒儿大,六瓣,嫩黄的蕊,不仔细找,根本看不见。风一过,有淡淡的香。
叶子绿得发亮,太阳一照,叶脉一根一根,清清楚楚。伸手摸了摸,叶沿有细细的齿,不扎手,有点糙。
拉开抽屉,最里头,躺着那枚红绒布包着的纪念章。我把它托在掌心,沉。正面是一个志愿军战士的侧影,戴钢盔,端步枪,身后一道道光芒。指腹摩挲上去,凹凸的纹路硌手——钢盔的棱线,绶带的褶皱,都闪着光。
二 塘边
爷爷死那年,父亲才十二岁。
那天半夜,地主家狗腿子来敲门,说老爷有请。奶奶拦不住,爷爷去了,再没走着回来。枪响那阵儿,全村的狗都在叫。奶奶攥着父亲的手,脸色煞白,娘几个缩在炕角,谁也不敢出门。
天蒙蒙亮,有人捎话,说人在塘边。
父亲跑过去。塘边泥地上,爷爷趴着,两只手插进泥里,刨出一个大坑。血混着泥,糊在指头上,分不清哪是泥,哪是肉,露出里面的白骨。
父亲没哭。他跪在塘边,把爷爷刨过的泥,一捧一捧,填回去。填得很仔细,他跪了半天,两只手糊满了泥和血,指甲缝里都是。
天亮的时候,他站起来,跟在抬爷爷的乡亲后面,拳头紧攥,一步一步,往家走。奶奶站在门口,眼神空洞。叔叔和小姑,哭得眼泪鼻子分不清。
院子里那棵梧桐,那年和擀面杖一样粗。

三 过江
日子一天天过去,父亲长高了。梧桐树也拼命往上蹿,枝丫已经遮住了屋脊。
他走头天,奶奶在梧桐树下纳了一天的鞋。针脚密得像梧桐叶的纹。第二天,她把鞋给父亲换上,鞋底带着手心的温度。
父亲穿上鞋,走到大门口,回头看了一眼。梧桐树下,奶奶还站着,撩起衣襟,擦着眼睛。父亲红了眼眶,转身走了,没再回头。
十六岁那年,父亲背着枪,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十九岁,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手。
1950年,朝鲜的雪落了。比老家的厚,比梧桐叶还密。
齐腰深的雪地里行军,脚拔出来,鞋留在雪壳里。光脚踩下去,先是针扎似的疼,走一会儿,就没了知觉,冻成了两根红萝卜。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霜,睫毛粘在一起,看东西得使劲眨巴眼。
炒面揣在怀里,贴着胸口,还是冰得硌牙齿。有时候冻成块,得用枪托砸开,和雪拌在一块儿,往嘴里塞。雪是凉的,炒面是干的,咽下去,从嗓子到肚子,一路都是冰的。可那是战场上唯一的热乎气,吃了这一口,就有力气和敌人拼。

炮弹是从右边来的。先听见尖啸,像在头顶扯一块铁皮,然后是气浪,把人掀起来,摔在雪窝里。耳朵嗡嗡响,什么都听不见。父亲翻过身,看见右腿被炸开了一道血口子,身底下的雪,迅速红了。没感到疼,就是麻。他连忙把裤子撕成布条,一圈圈把伤口缠紧,扎住。又抱起身边的枪,继续打。过了一会儿,疼上来了,像有人拿烧红的铁钎子,一下一下往骨头里钻。
身边有人倒下,没人顾得上扶。雪落在脸上,一层,又一层……
简陋的手术室里,医生护士忙碌着。前线麻药金贵,一支恨不能掰成几半用,拼的是毅力。嘴里咬一根木棍,上面全是牙印。腿已经冻僵了,没有知觉,刀子割进去的时候,麻比疼多。等取完了,血一回流,疼才像潮水似的漫上来。剩下的一小块弹片太深,挨着大血管,不敢动。军医说,要跟你一辈子了。父亲说,跟着吧,做个伴儿。
他讲这些的时候,语气平得很,像说旁人的事。可我知道,阴雨天,他的腿会疼,走路比旁人慢半拍。有时候半夜疼醒了,就坐起来,点根烟,望着窗外,坐到天亮。烟头明灭,像雪地里没熄的火星。

四 吊兰
转业后,父亲被分到山西临汾地质队工作。
刚建国那阵儿,地质队的苦,没经过的人想不出。住的地方离工区十几里山路,天不亮出门,顶着星星回家。他右腿不得劲,走山路比旁人费劲,每一步都像从泥里拔钉子。
他爱读书。帐篷里就一盏煤油灯读,别人睡了,他就打手电筒看。地质书、报纸、随身带的《毛选》,翻得卷了边。他说旧社会想读读不成,新社会给了认字的机会,不读,对不起那支笔。
山坡上,长着一种草,油绿绿的,叶子细长,石缝里也能活,垂下来一绺一绺的,底下长出根须,挨着地,就使劲儿扎进去。父亲出工回来,有时候蹲在那儿看半天,说这草好活,有韧性。后来他告诉我,那就是吊兰。
几年后,父亲转回河南老家,等待安排时,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,把手写的档案丢了。
有人替他不平,说:“老李,你是战斗英雄,流过血、负过伤,去找政府,国家不会忘记你。”
父亲摇摇头。“我不是英雄。”他说,“那些战友们,都没回来。”顿了顿,又说:“不能给国家添麻烦。”
回村后,砖瓦厂干过,村干部当过,地也种过。苦活累活都干。
那几年,全国都难。家里粮食不够吃,母亲带着哥姐,天天下地挖野菜。父亲在砖瓦厂干重体力活,晚饭发的白面馍,他舍不得吃,用手帕包好,揣进怀里。回到家,馍馍还带着体温。从怀里摸出来,一块块掰开,分给哥姐。他站在旁边看,喉结动了动,没说话。母亲让他吃一口。他说在厂里吃饱了。
一米八几的个子,廋得脱了形,旧军装穿在身上,空空的。扛砖的时候,他的背依然直直的。
五 冰雕
我记事后,家里日子好过些了。
记忆里,院子里那棵梧桐树,长得老高了,枝条比我的手臂还粗,树干一个人都抱不过来。夏天晚上,屋里闷,蚊子多,父亲搬把小椅子,坐在树下。我最喜欢爬到他腿上,他摇着蒲扇,一句一句教我唱歌。
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——"
他嗓子不好,五音不全,那调跑得,能把树上的蝉惊飞。可他唱得认真,每个字都咬得重。
我跟着学。唱错了,他就用蒲扇轻轻拍一下我的手背:“不对,是'保和平,卫祖国'。”
风吹梧桐叶“沙沙”响,一起给我们伴奏。
我问他,鸭绿江在哪儿。他说在北边,过江就是朝鲜。我问朝鲜远吗。他说远,坐火车得好几天。我又问,打仗的时候怕不怕。
他不言语了。蒲扇摇得慢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说,爸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
那年冬天,冷得邪乎。朝鲜的雪,下了三天三夜,没膝深。一支连队,埋伏在山坳里,等冲锋的号声。
等啊等,号声没响。
天,亮了。
全连的人,都保持着冲锋的姿势。手握步枪,手指扣在扳机上。眉毛上挂着霜,鼻子下两条冰柱,眼睛睁着,望着前方。成了冰雕。
最年轻的,才十六七岁。嘴角带着笑,好像下一秒就会站起来,往前冲。
他讲的时候,声音很轻,像怕吵醒谁。蒲扇停在手中,眼睛望着远方。
月光从梧桐叶缝里漏下来,碎银似的,洒在他脸上。他的眼睛是湿的。
我靠在他怀里,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梦里全是白的,雪白雪白,像梧桐花落了满地。
六 三下
小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,天气特别冷,三天两头下雪。我得了重感冒,发高烧,父亲给我请了两天假。
第三天早上,父亲早早起来,熬了我最爱喝的红薯稀饭,又把我的棉袄棉裤在煤火上烤热了,让我穿上。吃完早餐,他背着我往学校走。
路上的雪没脚深,被踩得咯吱响。他的右腿不灵便,深一脚浅一脚,嘴里喘着白气。我趴在他背上,感觉他每走一步,都像旧木门轴在转,涩。
到了校门口,他把我放下来,替我系好围巾,说进去吧,好好听讲。转身往回走。
我站在校门口,看着他一颠一颠的背影,走远了。
我没进校门。悄悄跟在他后面,往回走。
走到那条胡同深处,父亲好像感知到了,猛地回头,看到了我。我吓得定在原地,不敢动。
父亲不说话,就那么盯着我。雪后的太阳照在他脸上,灰白灰白的。他的嘴唇动了动,没出声,然后大步朝我走来。
到我面前,左手一把抓住我,右手脱下脚上的棉鞋,翻过鞋底子,朝我屁股上抽过来。
“啪!啪!啪”,三下。
“让你偷懒,让你偷懒!不好好读书,能有啥出息!”
他的声音很大,震得屋顶瓦片上的雪,都簌簌往下落。可手劲不大,棉裤厚厚的,打在上面,其实不怎么疼。
我抬头,看见父亲眼里有泪花在闪。
哇的一声,我吓哭了,转头就往学校跑。
那天晚上,他端了碗红糖姜汤到我屋里,在床边坐下。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,照着他的脸,半明半暗。
他说:“妮儿,你知道爸小时候想读书不?你爷爷走得早,家里穷,饭都吃不上,哪有钱进学堂。我到了部队上,扫盲班,才认了不少字。那时候在雪地里,用树枝子在地上划,手冻得握不住,可我没丢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低下来。爸打你,是怕你不读书,没文化,长大想干啥也干不成。你现在有条件,就使劲儿读,多读点书,有用处。
他把姜汤递给我:“喝了,把寒气逼出来,就好了。明儿我再送你去。”
我接过碗,一口喝下去,从嗓子暖到肚子里。眼泪吧嗒吧嗒,掉进碗里。
窗外,北风刮着梧桐树,枝子“呜呜”地叫。煤油灯的光,把父亲的影子投在土墙上,像一截苍劲的老树。
第二天,父亲背我上学路上,给我讲“头悬梁锥刺股”的故事,讲得颠三倒四,可我趴在他背上,听得认认真真,一个字都没落。
那是我第一次挨父亲打,也是最后一次。
从那以后,我再没逃过学。
七 落叶
后来搬家,那个装旧军功章的蓝布袋子,不见了。
父亲找了三天。里里外外,角角落落,翻遍了。箱底压着的旧布鞋翻出来了,墙角积年的灰尘扫净了,连梧桐树下那个他常坐的石墩子,都挪开看了——没有。
他没说话。从那以后,再没提过那些军功章。
那年秋天,梧桐叶落得特别多。父亲每天早上起来,拿一把大扫帚,扫了又落,落了又扫。扫着扫着,就会停下来,扫帚攥在手里,望着树,发呆。
八 隔辈亲
父亲来过一回巴东。
那年他八十二岁。身子骨还行,就是腿越来越不灵便。我说:爸,你过来住些日子,这里风景好,我带你转转。他在电话里犹豫半天,说路太远,不方便。我说没事,我接你。
他还是来了。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,转了三趟车,下车时腿脚肿得像发面馒头。可他精神头好,背着个布包,从里面掏出个塑料袋,里面装着一小棵吊兰,根上还带着一坨家乡的土。
我说:“爸你大老远带这个干啥,这边有。”他笑笑,说:“这花和老家的梧桐树一样,不挑地,给点土就活。你忙,不用咋伺候,看着也舒心。”他把花栽在花盆里,往窗台上放,放得很仔细,摆正了,又拿手转了转,让花整个沐浴在阳光里。
后来我带他去了神农溪。坐豌豆角扁舟,顺水往下漂。江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,湿凉湿凉的。
走到一段浅滩,船工说,前头就是纤夫拉纤的地方了。
我指给父亲看。几个光脊梁的纤夫,身子弯得像弓,背上勒着粗绳子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号子声从水面上传过来,低沉,有力,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,在峡谷里撞来撞去。
父亲盯着看,看了很久,没说话。
一天早上,我起来没见着父亲。平常他起得早,天不亮就在家附近转,等我起来,他才回来。我以为他散步去了,也没在意。
等到八点,没回。九点,没回。十点,还没回。
我慌了。他没带手机,人生地不熟,腿又不好,能去哪儿?我沿着江边找,沿着马路找,逢人就问,把手机里照片给路人看。后来,有好心人告诉我,看见他早上六点,从坎下那条小路,下到沿江路,一直往前走。
是长江大桥的方向。
我坐车往大桥赶。心里七上八下,什么不好的念头都往外冒。
十二点多,邻居来电话,说你爸回来了,在家门口坐着呢。我赶紧往回跑。
他坐在楼梯上,满头汗,裤腿卷着,脚底上还沾着泥。看见我,他笑了笑,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“出去转了转,”他说,“走得远了点。”
我又气又急,眼泪都出来了:“爸你去哪儿了!你知道我多着急吗!你出门又不带手机!”
他不言语,只是笑。然后从背后拿出个东西——一个布娃娃。粉裙子,扎着小辫,眼睛大大的。
“给妞妞买的,”他说,“在大桥旁边超市看见的,好看。”
妞妞是他给女儿喊的小名。
我接过布娃娃,半天说不出话,喉咙哽住了。
后来才知道,他从沿江路一直走到长江大桥,过桥到太矶头再到铜鼓包,又走了回来。一来一回,二十多里地。一个八十岁的老人,一条受过伤的腿。

那天晚上,我给他泡脚。他的脚肿得厉害,脚踝处紫了一大片。我拿毛巾给他敷,他说没事。
过了一会儿,他说,那座大桥,修得真好。那么宽的江,就跨过去了。
说这话时,他眼睛望着窗外,望着江的方向。眼里有光。
我没接话。他应该在想鸭绿江。想队伍过江的情景。
父亲在巴东住了个把月。
走的时候,那盆吊兰,已经绿意盎然,垂枝长长地拖下来,在窗台上铺了半帘绿。
我送他去火车站。他背着布包,包里装着茶叶和苞谷酒。他走得很慢,一颠一颠的。我要扶他,他不让,说自己能走。
火车开动时,他趴在车窗上朝我挥手。手很瘦,青筋暴起,可挥得很用力。
站台上,我看着火车越来越远,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一个点。站台风好大,吹得人眼睛酸。
九 念报
父亲爱看书的习惯,保持了一辈子。老了,眼睛花了,他那副老花镜,一条腿断了,用胶布缠着,舍不得换。眼镜滑到鼻尖上,他就从镜框上头翻着眼看你,那样子,又好笑,又让人心疼。
实在看不清了,就让哥给他念。哥坐在他跟前,捧着报纸或书,一字一句念给他听。父亲靠在藤椅里,闭着眼,听到要紧处,他摆摆手:“停停,这段儿再念一遍。”念错了字,他也听得出来,纠正道:“那个字不念'hai',念'huán','还乡团'的'还'。”

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:“毛主席说过,三天不学习,赶不上刘少奇。我咋能不学习呢!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一脸认真,像在表决心。我们都笑了,他不笑,说:“活到老学到老,不学,脑子就锈了。”
有一次,二哥念报纸,念到“抗美援朝”四个字,他睁开眼,坐起来,挺直背,听完了那一段,又闭上眼,躺回椅子里。
十 送别
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送到家时,父亲已经九十一岁了。
他已经起不来床了,手也抖得厉害。双手接过那枚章,看了很久,一点点抚摸着,光映着他苍老的脸,也映着七十年前朝鲜战场上的雪。他已经说不出话了,只是把纪念章捧在手里,紧紧地攥着。
像当年奶奶攥着他的手;像他跪在塘边攥着那捧泥;像攥着那些没回来的战友。
那几天,窗台上的吊兰也冒出了几根新的花葶,细细的,顶着一簇米粒大的白苞,赶急着开。
疫情紧的那阵子,父亲走了。走得很安详。
我在巴东,回不去。隔着手机屏幕,看着他静静地躺在那里,身上盖着鲜红的党旗。我喊他,他听不见,我伸手,摸不到他的脸。屏幕里的光很白,比朝鲜的雪还冷。
挂断电话,我走到窗台前。吊兰的叶子上凝着一层水汽,巴东的冬天,湿答答的冷,潮气太重了,像眼泪挂在叶尖,迟迟不肯落下来。
十一 年年开
我把那枚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纪念章,收进抽屉最深处。
那些丢失的军功章,或许,早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。它们在梧桐树下父亲跑调的歌声里,在他讲冰雕连时放轻的声音里,在他省下的那口馒头里……
也在窗台上,那盆吊兰的每一片叶子里。
那天,读到张九龄那句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”时,手里的书停在那一页,半天都翻不过去。
窗外的吊兰正垂着新枝,绿意正浓。
这些年,我走过不少地方,山坡上、很多人家的窗台上,都见过它。无论刮风下雨,天寒地冻,都绿瀑似的垂着。
很普通,沉默着,往那儿一站,永远是一片绿。

根在土里,看不见。
吊兰年年开。
我站在窗前,风从江面上吹过,吊兰的垂枝轻轻晃动。我伸手摸了摸,叶沿细细的齿,不扎手,有点糙。
像父亲的手掌。

值班总编 陌封 责任编辑 严军


